从被公安机关抓获后放言“别说半年，就是一年也别指望我交代”，到言辞恳切地表示“我想见见检察官”，历时仅一个多月。李某这样的转变令人略感诧异，在此期间，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法治宣传片发挥的作用不可忽视。

　　高位推动

　　“都要看、都要学、都要用”

　　今年5月25日，从外地到江苏省如皋市打工的李某经过长达一年的踩点、策划，偷走了某金店5.8公斤左右、价值200余万元的黄金饰品。公安机关于6月5日将其抓获。随后，如皋市检察院派员提前介入。在充分讨论分析案情和证据后，检察官建议公安民警给李某播放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法治宣传片。

　　当看到宣传片中同样罪名、类似情节的案件，认罪和不认罪最终导致的判决结果大不相同时，李某听得格外认真。“什么是认罪认罚？之前的‘零口供’会不会影响认罪认罚幅度？检察机关会不会提出从宽量刑建议？案件最终是法院判决，检察机关的量刑建议会不会被采纳？”这一个个“问号”出现在李某的脑子里。

　　“父母年迈，孩子出生才7个月，我想尽最大努力弥补过错。”7月6日下午2点，主动提出与检察官见面请求的李某低头说。说完，他抬起头，眼睛里带着诚意，表达了想认罪认罚的意愿。

　　如皋市检察院办案检察官结合具体事例，对李某的“问号”一一予以解答。经过近半小时的释法说理，李鑫当场供认“盗窃200余万元黄金”的犯罪事实，并向检察官承诺将如实供述全部犯罪事实。

　　这样的场景如今在全国多地看守所等羁押场所、公安执法办案中心等办案场所都可以看到。每天定时循环播放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法治宣传片，成为在押、在审犯罪嫌疑人日常学习的重要内容。这得从5月29日最高检下发的《关于做好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法治宣传片使用推广工作的通知》（下称《通知》）说起。

　　“各省级检察院要组织开展好本地区三级检察院对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法治宣传片的学习、推广和使用工作，各级检察院刑事办案人员都要看、都要学、都要用。”《通知》指出。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最高检在推动建立宣传片播放常态化机制，做好羁押场所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法治宣传工作方面与公安部达成共识。6月8日，公安部下发通知，就看守所内播放宣传片提出明确要求：“各级公安监管部门要积极配合驻所检察部门在在押人员中做好宣传教育。”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是我国刑事诉讼制度的一项重大改革，是在立法和司法领域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大举措。对于加强人权司法保障、提高刑事诉讼效率、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具有重要意义。”最高检有关负责人表示，最高检总结云南等地基层检察机关的好经验好做法，制作了视频宣传片，以动漫形式对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具体规定、如何适用、典型案例等予以介绍和阐释，并下发至各级检察院，同时上传检答网供宣传推广使用，进一步推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贯彻落实。

　　贯彻落实

　　出实招，有亮点

　　在推进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落地扎根的过程中，“有理论深度，有实践温度”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法治宣传片在全国的投放效果如何？各地又是如何贯彻通知落实推进的？

　　在安徽省郎溪县看守所监室，数名在押人员坐成一排，桌前放有一台笔记本电脑，电脑画面的内容吸引了他们的注意：同样的犯罪事实，不同的认罪态度，导致了不同的处罚结果。这样的鲜明对比，使在押人员真切认识并感受到认罪认罚的直观结果和重大意义。

　　在最高检的带动下，全国各级检察机关在提高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知晓率和适用率上纷纷出实招，省市县三级院各有亮点。

　　河北省检察院有关负责人告诉记者，截至目前，该省检察机关所有刑事检察办案人员全部学习观看了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法治宣传片。石家庄、保定、沧州等市检察机关实现宣传片全覆盖。“保定市检察机关12309检察服务大厅和检察办案区已经实现宣传片滚动播出，对依法传唤的取保候审的犯罪嫌疑人，均要求其在大厅内观看宣传片后，再进入正式办案环节。”该负责人说。

　　目前，贵州省正在执行收押任务的91个看守所，已有58个进行了常态化播放宣传。另外33个因硬件设施老旧、短缺等原因无法实现常态化播放的看守所，采取入所收押犯罪嫌疑人时“一对一”播放、办案人员提讯时对尚未观看宣传片的犯罪嫌疑人用电脑播放等方式进行。

　　值得一提的是，贵州省六盘水市钟山区检察院在了解到该市第二看守所硬件设施无法播放宣传片的实际情况后，积极协调解决购买安装播放设备的费用，目前已实现了在该看守所各监室内每日定时播放认罪认罚宣传片，且覆盖所有在押人员。

　　河南省郑州市金水区检察院在院内大厅、12309检察服务中心播放宣传片的同时，还要求检察民警将宣传片下载至办公电脑、手机中，在进行认罪认罚量刑协商时向犯罪嫌疑人播放宣传。

　　湖北省检察院专门制定了《关于使用推广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法治宣传片的通知》和省院分工落实意见，有条不紊，有序推进。“在做好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法治宣传的基础上，我们还同步完善了办案机制，把推广法治宣传片作为办理认罪认罚案件权利告知的重要补充，纳入正式讯问前的必经程序。比如，黄冈市检察机关对于取保候审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需要接受讯问的，均事先向其播放宣传片并宣讲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相关规定，促使其教育转化。”湖北省检察院有关负责人表示。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湖北省检察机关克服疫情带来的影响和困难，认罪认罚从宽制度适用率为76.43%（人数占比），比去年平均适用率同比提高12.84个百分点。认罪认罚案件当事人上诉率为3.53%，而同期未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案件上诉率达20.31%。

　　浓厚学习氛围

　　联动协作，形成合力

　　7月16日下午，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专题检律代表座谈会上，江苏省检察院结合最高检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法治宣传片和江苏省认罪认罚工作专题片进行现场播放，得到了与会人员的一致认可。

　　“江苏省司法厅将加强与检察机关的配合协作，推动形成合力，进一步发挥律师在认罪认罚制度中的优势作用。选派优秀值班律师，加强培训和研究，共同提升业务水平，强化监督评价。”江苏省司法厅党委委员、副厅长张武林在座谈会上表示。

　　坚持效率与公平并重，推动强化多部门联动协作，凝聚工作合力，多地检察机关正为着力提升认罪认罚制度实施效果，维护司法公正不断积极努力。

　　河北省沧州市检察院于7月10日向该市公安局以发出信函方式，商请市公安局予以协助配合，指导、督促沧州市所有看守所、派出所、执法办案中心等办案场所做好播放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法治宣传片工作。截至7月15日，该市两级检察院共刻录光盘382张，分别送至全市17个看守所、222个基层派出所、126个公安机关等单位，同时还组织在押、在审犯罪嫌疑人观看宣传片达6600余人次。

　　近日，在河南省漯河市第二看守所，当看守所管教在学习时间给犯罪嫌疑人播放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法治宣传片后，56岁的郭某主动向管教民警咨询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相关问题，民警一一耐心解释。而在三个多月前的4月28日，郭某第一次见到漯河市郾城区检察院承办检察官时，只承认今年1月16日涉嫌强奸罪和盗窃罪的犯罪事实，而对案发时间距今已历时23年的另外一起强奸案的事实认定，郭某却借口没有印象不肯配合讯问。

　　漯河市第二看守所管教民警告诉承办检察官郭某咨询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相关问题这一细节后，承办检察官再次对郭某进行讯问。郭某供认，1997年和2020年的两起强奸案都是他做的。“我愿意认罪认罚。”最终，郭某在值班律师的见证下，于7月10日签署了认罪认罚具结书。据了解，目前河南省已经基本实现了认罪认罚案件律师服务全覆盖。

　　多元化格局

　　入脑入心，因地制宜

　　“我文化水平不高，认识的字也不多，但是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法治宣传片通俗易懂，认真看就看明白了，我愿意认罪认罚。”李某向贵州省黔西南州望谟县检察院承办检察官表示。

　　6月11日，因醉酒驾车，李某涉嫌危险驾驶罪一案被移送至望谟县检察院，承办检察官在对李某进行充分释法说理后，当即打开检答网，为其播放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法治宣传片，并结合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相关普法资料以及《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告知书》，向李某讲解该制度的详细内容。

　　“经全面审查，李某的行为已构成危险驾驶罪，通过对李某进行释法说理和教育感化，他自愿认罪认罚。除告知其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将适用的程序和量刑建议外，我们还回答了李某关于定罪量刑等问题。”该案承办检察官表示，李某充分了解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后，认罪悔罪态度好，主动交代了犯罪事实，符合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条件。

　　多位在押、在审犯罪嫌疑人均提到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法治宣传片“通俗易懂”。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尽管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法治宣传形式多元，载体多样，但都秉持“既不失理论深度又浅显易懂、既接地气又易入脑入心”的原则，旨在澄清、消除模糊认识，使观看的人精准把握制度丰富内涵。

　　顾及语言习惯因地制宜，是贵州省黔南州三都水族自治县检察院在宣传中的一个创新。结合辖区内少数民族人口占96%以上的实际情况，该院对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进行“双语”宣传，积极提升少数民族地区认罪认罚的适用率。

　　从2018年10月26日刑事诉讼法修订到现在，已经有一年多了。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正在经历扎根落地的过程。数据显示，2019年，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在全国适用率稳步上升，并持续向好。截至2019年底，12月单月全国认罪认罚平均适用率已超过80%。今年新冠疫情期间，部分省份检察机关涉疫情刑事案件认罪认罚适用率超过九成。

　　（本文配图均为法治宣传片截图）

　　检察官要答好“三问”

　　□关开城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出台，可谓“于无声处听惊雷”的现代司法的大事件。实践证明，该制度的运行一方面契合了当前基层司法办案的需要，即通过繁简分流，节约司法成本、提高诉讼效率，另一方面，能有效修复被损害的社会关系，化解社会矛盾，实现案结事了。应该看到，该制度对检察官的履职能力提出了很高的要求。检察官必须回答好、解决好犯罪嫌疑人的各种疑问，当好认罪教育、刑事和解、控辩协商、精准量刑的“多面手”，让诉讼各方都服气。一般而言，犯罪嫌疑人会发出“三问”：

　　一问：“我认罪认罚就能从轻吗？”

　　在落实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过程中，检察官遇到的首要障碍来自犯罪嫌疑人的不信任。犯罪嫌疑人出于自我保护的本能，极易对承担指控犯罪职能的检察机关产生对抗情绪，而检察官要做的就是消除其对抗情绪，最大程度减少矛盾对立，这是开展认罪认罚工作的基础。“我们办的不是案件，是别人的人生。”一方面，检察官要努力让嫌疑人感受到司法的公正和温度，发自内心地认罪悔罪。另一方面，要让被害人有效参与诉讼，促使嫌疑人真心悔过。具体工作中，检察官应耐心倾听嫌疑人的辩解，多一点人文关怀，少一点公事公办。对犯罪嫌疑人的合理要求应给予人道关怀，拉近距离，创造检察官与犯罪嫌疑人平和对话的氛围。

　　二问：“认罪认罚能轻多少？”

　　有些检察官提出的量刑建议，虽结果相对明确，但量刑过程过于笼统、模糊，犯罪嫌疑人无法感知其认罪认罚得到的从宽优惠，就难免发出这样的疑问。量刑规范化是一项复杂、系统的工作，在推进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过程中，量刑规范化是提升量刑建议公信力的重要抓手。检察官的量刑建议应依据案件事实、证据情况，逐一对犯罪嫌疑人法定、酌定的量刑情节进行双向评价，并遵循罪刑相适应原则提出。量刑步骤、情节、方法要做到有理有据、一目了然。而说理可以结合已生效判例进行，以更好地回应犯罪嫌疑人“凭什么给我量这么重”的疑问。还可以制作一个没有认罪认罚情节的量刑建议当参照，以回应犯罪嫌疑人“我认罪认罚给我减多少”的疑问。只有使犯罪嫌疑人对“从宽”的内容和程度看得见摸得着，才会促使其下决心走认罪认罚从宽之路。

　　三问：“如果我反悔了，会怎么样？”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实施过程中，经常有犯罪嫌疑人签署认罪认罚具结书之后又反悔。虽然检察机关可以针对该情形及时变更量刑建议或者提起抗诉，取消认罪认罚带来的从宽红利，但还是违背了制度设计的初衷。犯罪嫌疑人之所以反悔，部分是因为认罪动机不纯，先以认罪认罚换取较轻刑罚，再利用上诉不加刑原则提出上诉；另一部分则是因为检察官释法说理不充分，犯罪嫌疑人认罪认罚认得不明白，事后认为自己被“忽悠”了。为提升认罪认罚从宽制度适用的稳定性，检察官可以加强与辩护人、值班律师的沟通，让辩护人、值班律师真正成为犯罪嫌疑人决策的“参谋”、释法说理工作的参与者；同时应注重前期宣传告知，向犯罪嫌疑人充分阐释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所能带来的实惠，并结合实践中反悔被取消从宽量刑的例子，把“违反契约精神”的后果讲明说透。

　　法律的生命和权威在于实施。要让认罪认罚从宽制度释放出更大能量，检察官提高履职能力尤为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