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穿上检服、戴上检徽的那一天起，我经常思考自己在办案中的角色是什么？但工作越久和随着岗位的变化，越难笃定自己的角色。《皮囊》中有一句话：在生活中、行动中遭遇的人，认识他们，照亮他们，由此你就知道自己是谁。

　　正是如此，语言是最能照亮我的东西，高浓度的对话总能让我收获颇丰。我想通过与他人的对话来审视一下自己。

　　一、与当事人对话

　　每一次接待当事人的节奏把握，对我来讲是一次如饥似渴的学习，需要敏锐与精确地将自己零星想法整合成体系话语。这一定是一个双向给予的过程，双方都输出都给予。

　　闲暇时阅读柏拉图《对话录》，书中的苏格拉底式对话引起了强烈兴趣，并帮助自己实现和当事人交流时的有效沟通。

　　苏格拉底对话法呈现出这样的逻辑，一方说出的话不是对另一方的指令，而是期待，即向对方敞开了许多未曾说出的东西，使对方获得了更多说的自由。虽然一方的话语不能直接成为另一方的共识，但是，不断接纳而共生的对话，即便双方不是当下达成共识，却能在对话展开的将来达成共识，因为对话本身成为双方共同思想的辩证运动。

　　简言之，提问者剔除主观的价值立场，避免输出主观的价值判断，保留案件的观点，从具体经验出发，聚焦当前问题，引导谈话者厘清自我。双方相互理解，以对话帮助思考，努力达成共识。与当事人沟通时，我总是强调以问题代替观点。在交谈中最重要的是先抛出对方认同的观点，多询问对方的心理状态、问题、看法与难处，避免以自己的观点去取代或支持当事人的主观意愿。

　　赢得争论的方法只有一个，那就是避免争论。因为，正如《对话录》所述，“即使对方被相悖的意见说服，他也并不会因此改变自己的想法。”

　　争辩、抱怨和反驳也许会带来暂时的胜利，但你永远无法通过这表面的胜利赢得对方的尊敬。因为，在检察监督案件中，当事人的观点是要求检察院抗诉。与当事人对话，更多的是了解案件的细节，寻找监督点，推动案件的审理与自我的思考，有效地帮助当事人解决问题、得到宽慰，达到一种双赢的目的，而非进行简单的观点互换，更不能去争论激化矛盾。

　　二、与同事对话

　　苏格拉底学派曾提出了这样一个反诘的命题：“在法律有争议的地方或政治事务中，任何人是否可能知道一切”，这一诘问叫做“苏格拉底之问”。换句话说，凡是案件争议，没有人可能知道一切，或者说没有一个人提出完美的解决方案。

　　一方面，没有人清楚地知道这些案件的起源、发展走向、影响及结果。另一方面，案件争议不只是涉及到个体利益，也涉及公共利益与国家利益，需要公共智慧的引入。

　　因此，在处理疑难复杂案件时，需要有不同的人在一起研讨、判断，并形成高质量的解决方案。

　　一直以来民行检察工作更倾向于文字，这样有更充裕的时间对输出进行整合与打磨，形成一份审查报告。然而对话是一个落地的过程，只有想明白了，才能用大白话讲出来。通过每次法研社的交流和与部门同事讨论案件，各自把模糊的想法清晰化并用直白的语言表述出来，这需要很高的造诣，所以对话也是一个自我提高的过程。

　　作为民行部门的检察官，我要求自己在案件讨论时坚持表达自己的观点，遇到不一致的意见虚心倾听，有效磨合各自的看法。若只是为了避免争辩而不求甚解，就不能通过有效的对话去建构“意见世界”的新秩序，更是一种对工作、对当事人、对案件的不负责任。

　　三、与自我对话

　　总是希望自己像作家王小波写的那样“永远‘滋滋’地响，翻腾不休，就像炭火上的一滴糖”，在自己能力范围内多做些实事，解决一些疑难案件。然而生活是质量守恒的，在自我剥削一段时间后，总会有一段躺平放松的时间如周末。

　　我常在闲暇时间内与自己对话，反躬自省，莫向外求。事实上，高浓度的信息接收与心态的不断变换，让我们无法驻足脚步停止前进，而是需要如凯鲁亚克“永远在路上”般心态让自己的知识面与思维方式不断发展、与时俱进。

　　因为检察官这个职业培养着一种宽广的视野、一种学会质疑的精神、一种逻辑和价值体系。越了解，我就越“失语”，不敢轻易下结论，因为知道自己的知识永远浅薄。

　　摒弃惰性。人生来都有不可避免的惰性。引诱之所以是引诱，就因为它们是抵抗力最低的路径，最能迎合人的惰性。保持清醒是我欣赏的人身上共有的特质。作为一名检察官，最重要的就是摒弃思维惰性，不依赖于任何人输出的想法并独立思考。特别是在处理检察监督案件时，我常常在了解案情后尝试以自己的思维模式客观断案，再去看法院作出的判决，保证自己不受他人思维方式裹挟。

　　四、结语

　　虽然在与当事人交流时偶尔也会产生苦恼，但想起一句话“每天务必做一点你不愿意做的事情，它可以使你养成认真尽责而不以为苦的习惯”，所幸现在每一个案件我都会积极与当事人交流并倾听他们的意见。在与同事、律师、当事人以及自己的沟通中，这些高浓度的对话能暂时把我从矛盾与无知的泥沼中解放出来。通过与他人的对话可以在其他个体的客观审视下，舒适地剥开自我，是一个实在享受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