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贤良之士众 则国家之治厚
2020-08-31 15:08:00  来源:江苏检察网

  古人说:“贤良之士众,则国家之治厚;贤良之士寡,则国家之治薄。”干部工作也好,人才工作也好,本质上都是用人问题。我们要应变局、育新机、开新局、谋复兴,关键是要把党的各级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建设好、建设强。————8月1日,《求是》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贯彻落实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 不断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

  “国有贤良之士众,则国家之治厚;贤良之士寡,则国家之治薄”出自《墨子·尚贤上》。《墨子》是战国时期的哲学著作,由墨子自著和弟子记述墨子言论两部分组成。在这一篇中,墨子主要讨论了尚贤与政治的关系,提出尚贤为“政之本”,主张打破界限,从各阶层中选拔真才实学之人。他列举了古时尧重用舜、商汤重用伊尹、文王重用闳夭与泰颠,从而实现天下大治的例子,以此证明“贤良之士众,则国家之治厚”,意即国家拥有贤良的人多了,国家的治理就会坚实,贤良的人少了,国家的治理就会薄弱。

  国以人兴,政以才治。无论国家治理,抑或地方治理,选人用人都是不可或缺、重中之重的工作,正如东汉学者王符所说,“治世不得真贤,譬犹治疾不得真药也”。因此,我国历朝历代都重视官吏选拔和管理,强调“为政之要,惟在得人”、“育才造士,为国之本”。

  早在《诗经》成诵的先秦时代,古人就在歌咏吟唱着人才的重要性。比如,《诗经·鹿鸣》几乎就是特为聚拢人才、招贤纳士而歌:“呦呦鹿鸣,食野之蒿。我有嘉宾,德音孔昭。”自己身边的贤士都品德高尚、声名显耀,有了这样的队伍,事业才能大有可为。

  在逐鹿天下的三国时期,曹操就把这首《诗经·鹿鸣》演化成了一篇自己招贤纳士的“广告歌”《短歌行》,其中最后一句,他对天下有才之士着重强调:“山不厌高,海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周公吐哺,这个词来自《史记》中的记载。周公辅政,礼贤下士,对人才极为尊重。宾客前来拜访,他多次抓起正在洗的湿淋淋的头发就立刻跑出去、多次吐出口中正在进食的饭菜赶快起身迎客,就是怕怠慢贤士。

  同样的尊贤纳贤之心,还有《三国志》里记载的“倒屣相迎”的典故。蔡文姬的父亲蔡邕,有一次听说神童王粲来访,于是赶忙出门热情相迎,乃至来不及穿好鞋子,把鞋倒着匆匆套上就奔出去迎客。此外,诸如文王渭水访贤、刘备三顾茅庐求贤、萧何月下追韩信等故事,都体现出古人渴望贤才犹恐不及的状态。

  “野无遗贤”是中国古代吏治的一个重要思想。古人认为:朝野上下,闹市僻壤,皆有贤才,就看用人者有没有识才慧眼,有没有用贤之诚。那么,如何识人知人,怎样才算“贤良之士”?对于这一点,古人也早已为我们提供了经验方法。贞观十七年,唐太宗为纪念与其一起打天下、治天下的二十四位功臣,命大画家阎立本在凌烟阁为这些功臣描绘了画像。善避嫌疑、决断事理的长孙无忌,临难不改节、当官无朋党的高士廉,无所屈挠、犯颜直谏的魏征,纯朴忠厚、勇武善战的尉迟恭,这些名臣均在其列。在唐太宗看来,贞观盛世的出现,全赖这些人同心同德、竭力为国。《贞观政要》讲:“为政之要,惟在得人,用非其才,必难致治。今所任用,必须以德行学识为本。”这可以说是唐太宗对自己用人政策的一个经验总结:治理国家最重要的在用好人才,而“德行学识”的优劣可以说是选人用人的根本。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主题,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中国共产党吸收我国古代吏治文化中的精华思想,高度重视选贤任能。党的性质和宗旨,决定了我们党在选人用人上必须做到五湖四海、任人唯贤,用崇高的事业感召人才、培养人才、造就人才,为一切忠于人民、扎根人民、奉献人民、真真正正为人民服务的人提供施展才华的宽广舞台。

  提高治理能力,是新时代干部队伍建设的重大任务。应变局、育新机、开新局、谋复兴,关键是要把党的各级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建设好、建设强。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干部队伍建设的重要性,强调我们党要团结带领人民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严把德才标准,坚持公正用人,拓宽用人视野,激励干部积极性,努力造就一支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干部队伍。(田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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